当前位置: 首页 >> 中国共产党为何在上海诞生 >> 正文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沪办公最久旧址——福兴布庄

2016-06-20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婷

周恩来“福兴布庄”做红娘

  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同时也是党诞生前的孕育之地和诞生后的早期活动中心。据史料记载,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往瑞金,在近12年的时间里,除了有几次短暂的迁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都设在上海。在充满艰险的岁月里,许多隐蔽战线的英豪怀着坚定信念,以自己的顽强不屈和机智勇敢,为确保党的秘密机关安全立下了不朽功勋。

  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对外是“福兴布庄”

  在地处上海闹市区的云南中路上,有一排坐西朝东钢筋水泥结构的两层沿街楼房。这排房屋,现在看上去极为平常。但在80多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设在此,这里也是目前所知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

1946年熊瑾玎、朱端绶所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1927年4月,因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暂移武汉。同年秋,由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被迫转入地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寻找合适的房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任务落到了当时担任中央会计的熊瑾玎身上。那时,熊瑾玎恰巧因湖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来到上海寻找党中央。据熊瑾玎的《自传初稿》记述:“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去找适当的房子,在四马路跑马厅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看有一处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后面,可由一个很肮脏的小巷子出进,全部楼面三大间,正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之用。”

当年的“天蟾舞台”

  当年,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是“江北大亨”顾竹轩开办的一座戏院,每天观众熙熙攘攘。其隔壁即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房子内侧的房门与天蟾舞台的楼梯相通,人员可随时从天蟾舞台撤离;楼下是二房东周生赉开的生黎医院,求诊的病人进进出出,正好可以掩护中央领导人在此接头。于是,熊瑾玎走进生黎医院,自称是外地来沪做纱布生意的商人,他经与周生赉商量,顺利租下楼上的三个房间。

  在鞭炮声中,“福兴布庄”正式开张。党组织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为他物色了一位“革命伴侣”——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朱端绶表面上是“老板娘”,实际上在机关里担任显影、抄写中央文件,传送中央文件和机关里的事务工作。朱端绶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机关,对外是‘福兴布庄’。这里一共三间房,外间办公,内间是卧房,后房是厨房。我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我每天吃好晚饭,做好我应做的工作,就到内房把门拴好,自己看书学习。”

  由于保密措施严密,在白色恐怖中,党在这处秘密机关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彭湃、任弼时、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李维汉、邓小平等经常在这里秘密办公。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维汉回忆: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六大”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邓小平就坐在小桌子旁记录。

曾守护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熊瑾玎、朱端绶夫妇合影

  在特务横行、到处追捕共产党人的黑暗年代里,党中央领导机关从1928年开始,就一直设在这所闹市中心的房子里,直到1931年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得到情报后,采取果断措施,才搬迁他处。据房东回忆,搬迁后的第三天,特务机关就派人前来追捕了,结果自然扑了一个空。而原为假扮夫妻的熊瑾玎、朱端绶,由于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后来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撮合两人真正走到一起的是周恩来。朱端绶在《自传》中写道:“瑾玎对我一往情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曾来做我的工作。同瑾玎一起‘生活’了3个月,我看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真心实意的人,而他从来没有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他的言行感动了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周恩来极力促成我们,要瑾玎请客。就在1928年中秋节那天,我们在四马路‘陶乐春’请了一桌客。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的还有李维汉同志。从此我和瑾玎携手前进,并肩战斗了45年。”如今,这里虽已变成普通民居,往日的奋斗岁月却永镌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