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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专家:中共一大两地召开,但诞生地只有上海一个

2016-06-20 来源:上海观察 作者:吴海勇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前后,正是世界各国共产党蓬勃兴起之际。

  较之共产国际“一大”,共产国际“二大”在推动各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政党建设的规范性方面作用更为显著。大会明确,“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并对“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作出规定:至迟在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后4个月内“必须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等等。

  共产国际成立4年涌现的33个共产主义政党,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在原有的社会民主党等工人政党左翼势力的基础上,召开代表大会(包括联络新生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通过加入共产国际、改名共产党等重要决议,从而改组为共产党;其二,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成员另组新党;其三,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的联络社会民主党左派)召开成立大会,宣告共产党的成立。

  除了少数例外,当时新生的共产党大多是在大中城市创建。其首要根源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城市中兴起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体现。其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通常以城市为聚集活动地。再次,大中城市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信息畅通等资源优势,也为共产党创建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标志共产党成立的全国代表大会适宜在大中城市召开,这一创党通则符合当时中国历史情境。

  当时上海与北京、天津、广州等均为中国一线城市。陈独秀起初并无意在上海久留,然而,上海以商兴市、以商促工,新兴工人阶级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4强,方便决定走俄式革命道路的陈独秀去接近工运。

  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理论准备方面,上海与北京一南一北构成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两大重镇。上海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也吸引苏俄与共产国际在此“布局”。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于1920年6月在上海成立,积极联络指导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前往广州办教育,历史机遇曾经垂顾广州。继任党的书记职务的李汉俊与陈独秀发生龃龉,坚辞书记一职,由李达代理书记;后又派包惠僧赴粤找陈独秀“决定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或者把中央搬到广州去”。然而,包惠僧抵穗不久,上海来信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一个世不再遇的莫大荣幸,与广州擦身而过。

  1921年6月初抵沪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在与李达、李汉俊商谈后,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全力承担起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顺理成章。

  在大会筹备与召开期间,中共上海发起组充分利用了远东第一大都会的交通枢纽中心、租界“安全岛”等诸多便利条件。然而,“安全岛”效应相对有限,7月30日夜法租界巡捕程子卿误闯会场,中共一大原定的最后一次会议被迫中断,后转至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召开。

  不过,中共一大先后在上海、嘉兴两地召开,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两个诞生地。考察1919年至1922年成立的诸国共产党,除去会期一天的,建党日的确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大会召开的首日;二是大会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表决日;三是,因表决加入共产国际而导致分裂且左派属于少数,为此左派另开大会组党,实际上仍以另开大会的首日为建党日。

  中国共产党最适合取大会的首日作为建党日。事实上,据张国焘、李达等人回忆,在中共一大开会的第一天,无论是大会主持还是共产国际代表都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外,当时与会者都一致认同共产国际的领导,这还能得到1921年下半年产生的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印证。

  毛泽东确定“七一”为建党日,贯彻了建党纪念日理应定于一日、宜前不靠后的原则。既然中共一大会期明确,那么,成立日自然是大会开幕的首日,而不是结束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也应以中共一大开幕与主要会场所在的上海为是。早在1949年“七一”来临之际,宋庆龄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庆祝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就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