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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与红色革命

2016-06-02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熊月之

  如果政党也有籍贯的话,中共的籍贯便是上海。兴业路上那座青砖白缝的石库门房子,便是她呱呱坠地的产房。从1921年至1949年,中共举行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次在上海,另有八次中央会议在上海召开。28年间,中央领导机关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设在上海。中共众多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都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据点、左翼文化的基地、统一战线的堡垒,都在这里。特别是诸多著名红色书刊的出版与文艺作品的发表也无一不在上海。

  上海之所以能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与她硕大的城市体量、便捷的交通与通信网络、奇特的政治格局、开放的文化氛围、复杂的社会结构等特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共产党人对这座城市特点的认识与利用是分不开的。

  硕大的城市体量

  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地区,自晚唐以后,就是中国最宜居地区。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才荟萃。这种情况到明清两代尤为明显。相应的,科举人才、文学人才、科技人才、艺术人才也都特别多。

  上海自1843年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人口快速增长,到1900年,已是超过百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中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9个。这时,上海人口为240万,比第二名广州(160万)多80万,比第三名天津(90万)多150万,差不多是北京(85万)的三倍。到了1947年,中国前四大城市人口依次是:上海人口430万,天津171万,北平167万,南京103万。

  近代上海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开埠以前,上海城厢内外市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开埠以后,一方面租界自成市面,不断扩张,华界亦在闸北、沪西、江湾等地拓展。到1936年,市区面积已有673平方公里,比北平(533)大100多平方公里,比南京(450)大200多平方公里。

  上海城市体量硕大,突出体现在经济方面。近代上海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60%以上,外贸额通常占40%左右,金融业占全国80%左右,新闻业、出版业占全国半壁江山以上。抗日战争前夕,除东三省外,外国对华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有81.2%集中在上海,银行投资的79.2%、工业投资的67.1%、房地产的76.8%,均集中在上海, 1936年,上海对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占全国75.2%,1940年比重上升到88%。这些数字均值得细细品味。

  中共早期领导的政治斗争,是以广大工人阶级为社会基础的。上海工人阶级队伍庞大,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上海为革命基地的根本原因。

  鸦片战争后,列强陆续在上海开设工厂。在外商经营的船厂、缫丝厂、纱厂、烟厂及电灯、电车、自来水等企业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在上海陆续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机器织布局等机构,民间资本自主经营的面粉厂、机器印刷厂等也陆续兴办,又涌现出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到1894年,上海已有产业工人三万多人,占同期全国工人将近一半。

  《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取得在华设厂、进行资本输出的更多特权。在19、20世纪之交,上海是外资最为集中的地方。1901年以后,清政府实行新政,奖励工商,民间资本在沪投资设厂也相当活跃。从1895年到1911年的十余年间,外资在上海开设的企业,开办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就有41家,华商在上海开办工厂66家。民国建立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列强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民族资本在上海迅速发展,工厂开办数逐年增加,外资企业也有较快发展,从1913年至1919年,上海11家重要外资企业的资本总额增长了83.94%。

  工厂的增多,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工人数量剧增。据《新青年》调查,1919年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多人。上海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工人也有近12万人。两者相加已达30万人。上海还有手工业工人21万;服务业工人3000多,有店员10万。此外,还存在没有确切数据、但数量相当可观的都市杂工,包括码头工、清道夫、人力车夫等。综合而言,到中共成立以前,在全国,上海已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在上海,工人阶级已是城市中最大的群体。

  城市体量大,人口多,经济发达,工人阶级集中,这些因素为共产党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坚实的基础。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上海参与罢工的工人有20多万,加上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运动持续四个多月,这才造成席卷中国、震动世界的重大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前,上海共产党员达8000人,上海总工会领导的会员达82万人。这种规模,在当时中国,只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才能达到。

  便捷的交通与通信网络

  上海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中点,万里长江出海口。通过海运和江运,她将沿海与沿江联系起来。

  水路方面,到20世纪初,上海已形成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都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20世纪20年代初,由上海开往欧、美、日各主要港口的定期客轮,每条航线都有好几家轮船公司经营。1931年,上海港进出口船舶吨位名列世界第七。从国内航运线路看,1921年,在上海登记的内港船只已有300多艘,航线远则北至天津,南至广州,西至重庆,近则长三角各内河港口,无处不通。

  铁路方面,沪宁、沪杭铁路,分别于1908年、1909年通车,这两条铁路干线连通江浙,进而与全国铁路网相连。

  航空方面,上海联结国内外各大城市的航空线路于1929年以后开通。20世纪30年代,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即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与西南航空公司,航站焦点均集中于上海。到抗战前夕,中航、欧亚两大公司,已在全国各地拥有56个机场,有国内航线6条,国际航线3条。

  市内交通方面,晚清上海已有人力车、马车、有轨电车、出租汽车等交通工具。到了民国时期,又增加无轨电车、机动渡轮、双层公共汽车。1935年有各种公交车辆近800辆。1933年有出租汽车行95家,有出租汽车近千辆。可以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适应不同阶层、不同距离、不同需要的市内交通工具应有尽有。

  邮电方面,民国时期,上海邮路可与全国各地相连接。国内的邮差线经上海可联邮世界各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帝俄等在上海均设有邮局。

  上海的国际国内通讯联系均极便捷。电报方面,到19世纪末,上海国际电报北可以经日本与俄罗斯通报,南可以经香港与欧美各国通报,国内通报更是四通八达。电话方面,1918年,租界内已有电话用户8207户,1928年发展到27217户。1934年,上海电话局有局所7个,南市、闸北两个分局均实现电话自动化。长途电话方面,1923年开通上海至南翔的市郊长途电话,1926年开通上海至吴淞、苏州、无锡三地的长途电话,至抗日战争前夕,上海电话可通达国内城镇470多处。1936年,国际电台开通上海至东京的国际无线电话电路,上海开始出现国际电话。1937年,开通沪港和中美长途电话电路。至抗战前夕,上海已确立其全国邮电通信网中心,特别是国际通信枢纽地位。

  便捷的交通与通信网络,对于中共领导的政治斗争至关重要,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之间,与共产国际之间,都必须保持密切而通畅的联系。在上海活动的许多领导人,如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陈赓、陈毅、彭湃、杨殷、恽代英等活动地点,都在各地流动。在上海城市内,中共组织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秘密状态,党员的住处时常变换,联络地点时常变换,联系方式时常变换。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便捷的交通与通信网络,是很难想象的。

  奇特的政治格局

  上海在1843年开埠,1845年设立英租界,后来又设立美租界、法租界,再后来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租界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的管辖权。

  这样,上海就形成了一市三治四界的特殊格局。所谓“一市”,指一个大城市上海;所谓“三治”,指上海分为三个区域,有三个城市管理机构,三个司法体系,三个警察局,三个公共交通系统;所谓四界,指两租界各为一区域,华界又分为南市与闸北两个区域,中间隔着两个租界。这四个区域在市政设施、居住条件、建筑风格方面有明显差异,人口素质、文化教育、社会管理方面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在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中国地方官员均不能随意入内捕人。租界巡捕章程写道:

  或奉法租界官员之命,或奉会审衙门之命,或奉其他华官之命,而无合例之牌票,或不协同巡捕拘人者,皆为违章拘人。一经查出,巡捕立即将违章之员役,拘获请惩。

  按:华官欲在租界拘人,必先有正式公文,经由领事签字。

  按:租界匿有要犯,须由华官移文西官,始饬捕房派探协拿。俟初审明确,方可移解。若遇该犯于途,可即唤捕拘拿,同至捕房报告,候其解送法院。若竟私自扭送,虽唤捕同拘,亦与乱捉人者无异,自身反被管押审讯。[作者注:《公共租界巡捕房职务章程》,《增订上海指南》(1930年),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第5册,第5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出版]

  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之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就出现了城市管理的一道道缝隙。这也使得上海在中国大一统格局中,成为一道特殊的缝隙,既是物理意义上的缝隙,更是制度意义上的缝隙。

  这道缝隙很小,但是作用很大,影响很大。一些不满意当局统治的持不同政见者,早见及此并充分利用这些缝隙。

  戊戌政变以后,遭到清政府通缉的康有为在上海租界的庇护下逃往香港,然后逃到国外;住在上海的维新派黄遵宪,在上海租界当局的干预下,未遭清政府逮捕,然后返回广东老家;1903年,章太炎、邹容公开发表书籍和文章,鼓吹推翻清朝政府,租界当局虽然同意清政府的查办要求,但坚持在租界审理,不予引渡,最后通过额外公堂,分别判处监禁三年与二年,如果不是在租界,肯定会被杀头。蔡元培、吴稚晖、于右任等都有效地利用上海这道缝隙,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民国初年,很多前清遗老利用这道缝隙,不承认民国政权,住在上海,拖着长辫子,进行反对共和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充分利用了这道缝隙。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会址,均选择上海三界四方控制的缝隙地段。一大会址望志路(今兴业路),在法租界老区的边缘地带,房屋新造不久,南面不远即为农田。二大会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地处公共租界最南部,紧靠法租界,是典型的两租界交界的缝隙地带。四大会址,选在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的华界与租界毗邻之地,这里很少有租界巡捕,中国警察也不能在这个地区巡逻,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可以立即撤往租界。

  从1921年至1949年,上海司法系统发生多次变化。1926年以前,上海两租界都有会审公廨存在。1927年,中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设立临时法院,1930年改为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1931年,法租界会审公廨改为江苏第二特区地方法院。

  在会审公廨阶段与临时法院阶段,两租界审案,均有外国领事陪审,相对讲究法律程序和依法办案。这对于中共领导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不少时候,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政治斗争。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他第一次被关了22天,第二次被关了5天,出狱后,还是在法租界活动。1929年11月,任弼时被捕后,在法庭上坚称自己叫彭德生,江西人(实际是湖南人),无业,最后被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40天,后减刑释放。1931年,关向应被捕后,自称李世珍,职业教员,是从东北来上海探亲访友的,现在被抓实属无辜和冤枉。后经组织营救,关向应被无罪释放。当然,更多时候,租界与国民党当局沆瀣一气,将被捕人员直接引渡给国民党当局,胡也频、柔石等左联作家与何孟雄、林育南等共产党员共23人,就是被租界与国民党当局联手逮捕的。

  开放的文化氛围

  近代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最大窗口。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大半先传入上海,然后传播到其他通商口岸和中国内地。

  以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论,1898年,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与马克思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传播的记录。到20世纪初年,这类传播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思潮,90年代的维新思潮,20世纪初年的革命思潮,上海都是酝酿与传播重镇。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是在上海创办的,在北京大学高举新文化大旗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马叙伦等,都是清末上海有名的新派人物。新文化运动鼓吹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批判孔教、白话文,在清末上海都已发轫,或已颇有声势。民国初年的上海,继续保持这种在新思想、新文化方面领导潮流的地位。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南下上海,上海更成为中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集中地。1920年,联共(布)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新中国》等。”[作者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文:《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正是由于这么开放的文化氛围,上海才能聚集那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那么多宣传共产主义、宣传民主革命的书刊与文艺作品。从建党初期的《新青年》、《共产党》,中共早期创办的日报《热血日报》、《红旗日报》,顶着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生活》,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报》、《文萃》;从马恩原著译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到进步读物《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国际歌》翻译、《大刀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无一不在这里。

  如果说,革命胜利靠两杆子,枪杆子与笔杆子,那么,笔杆子的一大半在上海。

  复杂的社会结构

  华洋混处、五方杂处是近代上海社会结构重要特点。

  上海租界自1854年以后,即处于华洋混处状态。上海外国人口,1915年超过2万,1925年超过3万,1931年超过6万人,此后几年保持在六七万之间,其中大部分为欧美人。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大批日本人涌来,上海外侨总数迅速膨胀,1942年达到高峰,超过15万人。这些外侨国籍,最多的时候达58个,包括英、美、法、德、日、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等。二次大战结束后,尽管日侨、西方侨民大批回国,但上海外侨数量依然相当可观,到1949年底还有近3万人。近代上海,是中外混处程度很高的社会。

  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一个重要特点,是与国际人士有广泛的联系,包括共产国际、欧美进步人士。维经斯基、马林、斯诺、史沫特莱等人,能够比较自如地进出上海、生活在上海,很大程度上由于华洋混处。

  1927年8月,宋庆龄秘密前往莫斯科,其手续由美国友人、英文报纸《人民论坛报》的主编普罗梅帮助办理,也是在普罗梅的护送下离开上海的。

  离开的情形:(1927年8月22日)是日早上3时30分,宋庆龄由雷娜·普罗梅陪同,悄悄地离开莫利爱路寓所,乘上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苏联总领事馆的汽车。她们与陈友仁及其两个女儿和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吴之椿在黄浦江边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乘上两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一起上船的还有一个俄国人。

  美国人、苏联人、中国人、外交官、汽车、机动舢板诸多元素集合在一起,这在其他城市是很难想象的。

  最能突显华洋混处给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活动带来方便的,是牛兰夫妇案件与左尔格情报网的建立。

  牛兰是俄国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指挥官,1928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上海,秘密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为便于开展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他以“大都会贸易公司”等3家公司的老板身份做掩护,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挂号,租用了10处住所。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2.5万美元。1931年6月,牛兰夫妇被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后被引渡到南京。由于宋庆龄、鲁迅、高尔基、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众多国际著名人士公开声援,牛兰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有被处死,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前夕逃出监狱,在上海生活两年,然后回到了苏联。

  作为国际红色间谍,左尔格于1930年来到上海,很快建立起一个谍报网,其成员包括军事顾问、无线电报务员、电报译码员、摄影师、作家、学者,有德国人、波兰人、美国人、俄国人、爱沙尼亚人、日本人与中国人。到1932年8月,左尔格在中国的情报网已发展到近百人,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

  正因为华洋混处的奇特格局,上海才能产生像中西功与西里龙夫这样特殊的红色间谍。他们二人都是日本人,都在上海的日本学校东亚同文书院接受教育,受到共产党人影响,加入共产党,成为左尔格领导下的国际红色间谍网中的骨干,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上海移民通常占总人口80%左右。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内以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诸省为多。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个,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绍工作、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购置棺材、联络乡谊等服务,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

  近代上海没有严格的户口管理。清末地方自治时,上海参事会下设户政科,户政科下设户籍、地产、收捐三科,但户籍管理方面没能实际发挥作用。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先后于1920、1924、1925年进行过户籍调查,但不全面,也不精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上海进行过比较全面、细致的调查,但仅是调查而已。汪伪时期,1938年进行户口复查,1939年实行保甲制度,颁发市民证、居住证。1943年以后,因物资供应紧张,实行粮食配给,上海户口才开始与经济利益挂钩。1946年以后,上海重新实行保甲制度,发放国民身份证,并按证配给粮食。但是,对于来沪人口仍然没有限制,平时也没有警察上门查户口的制度。

  五方杂处,不查户口,使得近代上海社会更具有异质性、匿名性与流动性等特点,为中共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所。

  1923年,毛泽东在上海,住在闸北香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今象山路公兴路口)中央办公处。他在这里住了近3个月,对外以“报关行”职业为掩护。这所房子住了3户人家,即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孩子,还有罗章龙一家。三户人家都是湖南人。这是当时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习惯于集中居住同一个地段或同一幢房子里。

  以打麻将的名义举行会议,是陈独秀进行地下活动的惯用方式。郑超麟回忆:

  (陈独秀等人)常开会的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大多夜里开会。有一夜,向警予说,很晚才开完会出来:弄堂里,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束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我们出去之后,他才不谈牌经了。[作者注: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21页]

  城市空间大,人口高度密集,居民相互之间比较陌生,为时常变换身份、转换住处、进行隐蔽的斗争提供了便利。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活动曾规定一条原则,即机关社会化,党的各级机关都以商店、住家、医院、写字间等形式出现,住留机关和来往机关人的穿着、语言、活动等,必须符合公开身份的要求。住家要夫妻二人,进进出出的人也不能太多,商店来往的人可多些,与国际接头的机关是古董店,外国人来往不易引起怀疑。周恩来、向忠发的公开身份都曾是古玩商;邓小平的公开身份曾是商店经理,在浙江路清河坊开设一家烟纸店。毛泽民、钱之光等领导的中共秘密印刷厂,从1931年春到1932年冬,更换了5个地方。

  那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设在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就在繁闹的天蟾舞台后面,楼下是一家生黎医院,楼上挂着“福兴字庄”的牌子。这个机关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的,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字庄老板叫熊瑾玎,老板娘名叫朱端绶,都是长沙人。两人原为假扮夫妻,后来假戏真做,结为夫妻。机关设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过很多次会议,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邓小平、邓颖超、陈赓等领导人经常来这里研究工作。李维汉回忆:

  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在上海这样极其复杂的社会里,亲情、乡情、友情、党情、民族情与各种利益时常交织在一起。这也为中共秘密斗争提供了方便。

  1929年8月,身为中央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藉以掩护的有两个人,一是他的兄长陈孟熙,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二是他的一位堂兄陈修和,时任上海龙华兵工厂指导员兼政治部代主任。他们二位给陈毅赶制了一套西装,搞到了一枚兵工厂的徽章。当陈毅与周恩来在新都旅社谈话时,陈修和、陈孟熙就在外间下棋作掩护。身为国民党官员的陈孟熙与陈修和,当然明白陈毅的政治身份,但在这时,亲情胜过了党情。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杨登瀛。杨为广东香山人,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到上海,1924年加入国民党,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人士关系密切,在五卅运动中结识同乡杨剑虹,成为莫逆。日后,杨剑虹成为陈立夫亲信,杨登瀛得以与陈立夫熟识。1928年,陈立夫负责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杨登瀛成为中统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有一好友陈养山,是共产党员。通过陈的关系,陈赓与杨登瀛建立了联系。杨虽为国民党关键部门官员,但思想上与国民党有一定距离。于是,通过杨的关系,中共党员钱壮飞打入了中统内部,成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中共先后获得了何家兴、郝稚华夫妇叛变,戴冰石叛变,白鑫叛变,陈慰年叛变,黄第洪叛变的信息。这一系列关键时刻的关键信息,为中共获取国民党重要情报、惩处内奸,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对杜月笙的利用,也很能反映上海社会错综复杂的特点。杜月笙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站在国民党蒋介石一边,参与镇压共产党。但是,他的私人顾问杨度,又是共产党员。杨度先前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但在白色恐怖时代加入了共产党。杜月笙慕他之名,聘他为顾问,每月送银五百元,赠以洋房。杨度利用这层关系,为共产党获取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情报。抗日战争时期,杜月笙为抗战做了许多贡献,也为新四军提供了一些帮助。他曾协助新四军建立数条地下交通线,为新四军运送了大量军用物资。他与黄炎培为同乡、至交。黄炎培参加过许多进步政治活动,为蒋介石所忌恨。1947年,国民党特务准备对黄下毒手,事为杜月笙所悉,通报于黄,黄躲过一劫。

  至于潘汉年善于与多方面人物周旋、利用多方面关系进行隐蔽战线的斗争,已为人们所熟知,兹不赘述。

  像杨登瀛、杜月笙、潘汉年这样具有多方面丰沛人脉、近似于路路通的人物,在上海绝非个别。这正是上海复杂社会结构的产物。人是复杂的,也是可变的,尤其是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上海这样千奇百怪的社会,共产党人明白这点,也尽可能地利用了这点。

  共产党的自觉利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上海城市的这些特点,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政治斗争的意义,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有清楚的认识,并加以自觉地利用。

  从1921年至1927年,中共中央驻地曾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之间几度迁徙。每次迁徙,都是从当时城市特点、斗争形势出发的。

  对于每次迁徙,中共主要领导人与共产国际代表都有讨论。

  从讨论的意见看,主张中央机关驻留上海的,主要出于以下一些考虑: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有相对自由的华洋杂处的租界,外国人比较容易出入;上海有特殊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便于与各国和中国各地联络;上海是中国工业中心,是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上海是中国出版业最发达的城市,有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上海有许多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学生与工人有集会的传统,在那里可以从事公开的宣传活动。

  基于这些考虑,上海成为中共中央首选驻地。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共产国际在此前已将上海看做远东革命中心。1920年5月,刚成立不久的国产国际便在上海成立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朝鲜与日本三个分部。

  此后,出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驻地曾短暂地迁往北京、广州、武汉,但很快又迁回上海。

  在讨论是广州还是上海更为合适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意见就很不一致。马林认为广州合适,维经斯基不以为然,他说:“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5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经过讨论,中央委员会认为,“宁愿在上海处于非法地位,也不愿在广州公开活动,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作者注:卢毅,《中共中央早期驻地的变迁》,《百年潮》2012年第12期]

  近代上海是各种政治势力都极端重视、极力争夺、尽量利用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中,不同阶段与上海的关系不同,但一以贯之的是极端重视、极力争夺、尽量利用,能争夺时尽力争夺(如三次武装起义),争夺不到,则尽量利用。上海对于共产党来说,不同阶段所起作用不尽相同,前12年的重要性自不用说, 1933年以后,尽管中共中央机关迁离了上海,但上海仍然是中共进行地下活动的最重要城市,是工人运动的最大基地,是革命文化活动的中心,是中共冲破国民党封锁、向世界宣传自己的窗口,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城市,是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堡垒。

  比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是1931年杨开慧逝世以后由地下党从长沙带到上海,安排在大同幼稚园的。后来,毛岸龙病逝,岸英、岸青于1936年被辗转带到莫斯科。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共产国际援助的巨款,是通过上海,然后转运到延安的。共产国际汇来的是美元,美元在中国内地不能流通。中共中央派毛泽民等人到上海,在泥城桥附近办了一家申庄货栈,将援款通过买公债、股票等方式,再分批换成通用货币,或辗转带到陕北,或购买红军急需的物资。红军用的通信设备、印刷器材,也主要是通过上海采办的。这些都是共产党人了解上海城市特点、自觉利用这些特点进行斗争的典型。

  邓颖超回忆说:“我们在上海,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最后一句话“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很实在,生动说明上海社会的广阔性、异质性、陌生性对于秘密工作带来的便利性,也说明共产党人对上海城市这些特点的利用得心应手。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但是,取得胜利的许多必要条件并不是农村能够提供的,诸如进行革命舆论宣传的新型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出版社),军队与军队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新式通信设备(无线电台),现代药品与医疗设备,国际货币的兑换。这些方面,中共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海(也包括天津等城市)获得了成功。

  革命总是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容易发生和取得成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陕甘宁抗日根据地,都是地处两省或三省交界地区,都是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地区,也可以说,都是国民党统治的缝隙地带。共产党在这些地区发展自己,进行斗争,就是利用了国民党统治力量不平衡性造成的缝隙效应。这与共产党特别重视上海、利用上海城市的缝隙效应,出于同一原理。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瑞金——延安,一脉相承。

  但是,上海与那些根据地又有所不同,她能够提供红色政权所必需的、而农村根据地所不能提供的上文所述的特有战略资源与关键情报。因此,上海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其重要性是唯一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