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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吹响"集结号" 石库门里办"红色大学"

2016-05-30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彭薇

  繁华的淮海中路上,有一条外表修缮整洁的老式弄堂。90多年前,中共第一所青年人才培养学校就在此挂牌创办。

  这里是著名的渔阳里6号,现为上海团中央旧址纪念馆。1920年,渔阳里6号的大门口挂出一块“外国语学社”的牌子,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相聚于此,从此踏上革命道路。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发动群众和人才培养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在上海,创办了一批这样的“红色学堂”,辐射培养青年、工人、妇女等革命人才。工、青、妇等群团代表正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下,开启了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

  用马克思主义吹响青年“集结号”

  1920年9月,上海《民国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此白。”

  这份广告说的“本社”,正是外国语学社。说到外国语学社,不得不提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是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青年团的发源地。陈独秀等人筹备建党时,就考虑到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性。”上海档案馆《档案春秋》编辑李红说,经陈独秀提议,参照苏俄少年共产党的模式,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当时,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是秘密活动的,而青年团是半公开组织。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而外国语学社的创办,正是党组织以团的名义,吹响了各地进步青年“集结号”。革命年代里,对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青年来说,统一和凝聚思想成了重要的闸门。

  外国语学社的首任校长杨明斋,秘书俞秀松等人,都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杨明斋是苏俄派出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俞秀松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教师还有李达、李汉俊、袁振英等人,他们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宣传马克思主义。

  虽说公开向社会招生,外国语学社的很多学生还是经各地共产党组织或青年团的有关人士介绍而来。当时毛泽东、彭璜等在长沙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他们就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从湖南到上海学习。

  建党之初创办学堂,就是要在进步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点燃革命火种。学校非常重视政治学习,组织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等,以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陈望道用的课本,就是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这里经常举行政治报告会,由俞秀松介绍政治形势和团的工作,还邀请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人作演讲。

  学生曹靖华曾回忆:“各地来的穷学生,分散居住,集中学习,除外语外,还可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以及介绍俄国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我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思想的熏陶……”1921年4月,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等选拔,留俄学员分三批出发,其中第一批就有刘少奇、萧劲光等十余人,奔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下转◆4版(上接第1版)“可以说,外国语学社是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团校。”李红说,学社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骨干的革命力量。

  以共产主义为桥梁引领工人妇女

  在党史专家看来,特殊背景下,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原动力问题,那就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若不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只能陷入学究式的空谈。

  从外国语学社中走出的青年学员,无疑成了深入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桥梁。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记载: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建党的根本原则问题,是由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李启汉、俞秀松等知识青年纷纷脱下学生装,到工人中做工、调查访问。1920年秋天,在沪西小沙渡工人聚居区,李启汉就开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

  起初,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新鲜事物有顾虑,参加的人并不多。李启汉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和工人打成一片,学习工人的语言。从谈话中得知,工人普遍觉得做工太劳累,生活又困苦,平时连吃饭都成问题,对读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自然不大。李启汉改变教学方法,索性在半日学校里组织起工人俱乐部、游艺室等,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吸引更多工人。来的工人多了,再借机向大家宣传学习知识文化的种种好处。

  李启汉等人用最浅显易懂的方式,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上课时,李启汉时常讲起“工人为啥苦”、“帝国主义怎样压迫剥削我们”的道理,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他将自己编的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讲义发给大家,引导工友们学习、理解其中的道理。

  工人半日学校,对工人们进行了识字教育和初步的革命启迪。从这里走出一批最早的工会领导骨干与积极分子,学生孙良惠后来成为早期的上海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青年学生、工人运动等蓬勃开展的同时,建党之初,中共开始妇女解放运动实践的尝试。而尝试的第一步,就是创办平民女校。

  经陈独秀和李达商议,1921年12月,借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上海平民女校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诞生。中共第一次将改善妇女地位和革命事业结合起来,诚如李达所言,是“新社会的第一步”。

  平民女校设初级班、高级班两种,高级班的课程设置更侧重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普及。教员的学识和造诣较高,不少是共产党员。陈独秀讲述社会学,向学生宣传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陈望道的作文课,不教八股文,提倡作文首先重意义,要写有思想性的内容。邵力子教国文,都选用报刊上的优秀文章或中外名著作为教材。

  为了培养妇女干部,开拓学生视野,接触社会实际,学校经常请教师轮流演讲,内容大多是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问题。陈独秀、李达、施存统以及其他党和团的负责人都曾到校演讲。张太雷、刘少奇等从苏俄回国后,也向女校成员介绍俄国革命和建设状况。

  作为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个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仅开办了八个月,培养了一批共产党的女性干部,如丁玲、钱希均、王剑虹等。

  石库门里办“东方红色大学”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青年生力军、妇女半边天作用和人才优势,一直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陈彩琴看来,一直以来,共产党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

  20世纪20年代,在反帝爱国运动中,有一支表现特别突出的青年先锋队。坊间曾流传一句俗语:“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五四运动有北大,大革命时期有上大。”这里说的“上大”,是指有着“东方红色大学”之称的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是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中共实际领导的第一个高等学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培养了许多革命人才。”上海档案馆编研部张姚俊介绍,上海大学建在原闸北青云路青云坊,是典型的弄堂大学。1923年春,李大钊、陈独秀向校长于右任推荐中共党员邓中夏、瞿秋白到上海大学任职。后来,邓中夏出任校务长,全面管理校务。

  上海大学中“大牌”云集,教师都是一时俊彦,学识渊博。中共中央还派了一批党的教育家理论家到校讲课,这是其他各校所没有的。社会学系教师有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施存统、李汉俊等,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所有的理论精英。

  其中以社会学系最具代表性。社会学系开设了专门的马列课程,瞿秋白无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一位教师。在理论问题的分析讲解中,瞿秋白从不使用华丽的词藻,更是摒弃脱离实际的空谈。他总是旁征博引,引证古今中外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由于马列课程大多理论联系实际,紧扣国家民族的命运或国内外时事,在学生中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理论熏陶激发了莘莘学子的革命热情和蓬勃坚强的战斗精神,他们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斗争洪流中。在党史专家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大学结出的硕果。

  上大的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当时在上海是较强的。据史料显示:1924年1月,上海党员共有50人,其中上大18人,占三分之一。1926年,上大为独立支部,党员61人,直属中共上海区委领导。同年底,党员发展到130人,是全市党员最多的支部。至于青年团,1924年10月,上大团员几乎占上海团员的一半。尤以社会学系的党团员最多,参加革命活动最为活跃。

  上大师生历来站在反帝反封建运动的第一线。他们还常出入某些工人居住区或其他学校,做宣传组织工作,有的参与市总工会、市学联或各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推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更快地发展。

  这些建在上海弄堂里的“红色学堂”,开风气之先,立革命前沿。“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党史专家看来,这正是解读中国共产党激流勇进的最佳历史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