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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张济顺访谈 共产党如何改造旧上海

2016-05-1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徐琳玲

  共产党如何改造旧上海?

  张济顺:1949年生,上海人,历史学者,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海社会史及中外关系史,著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等。

  1980年代初的一天,上海“知青”张济顺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得知了曾祖父的故事。学者熊月之在一篇小文章里,介绍了“近代进步教育家”张焕纶的生平和作为。

  “很激动,也很难为情”——说难为情,是因为身为北师大的历史专业研究生,还需要从别人那里获知自己的家史。

  她随即把文章复印,寄给上海的母亲。母亲收到信件后,激动得不行,“她说,现在终于可以讲一些了。”

  在张济顺的童年记忆里,关于曾祖父,只有一点影影绰绰的痕迹,大人们基本不提。一来家庭“血统”不太好,风波动荡的年代,多少生怕因此牵连出什么说不清的“历史问题”来。此外,这也是老一辈人不愿去触碰的一个老伤疤: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一大家子慌慌张张逃离沪南老宅,避入租界,几代的积累和心血都在轰炸和骚乱中化为乌有。之后再历经“文革”浩劫,关于家族的过往,几乎没有什么物件留存下来可以跟后代讲的。

  张济顺联系上熊月之,从他那里得到了更多关于曾祖父的资料。后来,她陆陆续续地搜集到他的照片、他写的诗。

  在一张黑白的半身肖像照里,张焕纶留给后人一个同光年间地方士绅的经典形象:留长辫、着马褂,面容沉稳而安静。光绪四年,他和几位好友共同创立近代第一所国人办的新式小学——梅溪学堂。从此,张家的厅堂、庭院里,不时会响起朗读英文的稚子之声。其中有一名操着安徽口音的乡下少年胡适,也是张焕纶好友之子。

  因为在教育界的声望,张焕纶后被盛宣怀聘为南洋公学首任中文总教习,即教务长。期间,他又创办师范班,开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先河。

  共产党如何改造旧上海?

  张焕纶

  “也许是冥冥中的天意吧。”一谈到曾祖父,张济顺眉间涌起一些感慨。百年后,身为张家第四代,她在教育行业又兜兜转转三十多个年头。

  张家是老上海旧城厢里的一个世家大族,属于正宗的上海“土著”。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这个小小的上海县城急速发展起来,一跃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中外移民、各色人等大量涌入,形成了五方杂处、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

  张济顺的祖父是旧上海著名私营报纸、《新闻报》的一名主力骨干,和著名报人汪汉溪是世交。张济顺的父母则是洋行职员,类似今日之“白领”。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路。这一年,张济顺出生于上海西南的一个弄堂里。

  从曾祖父到张济顺,张家四代人亲历了上海在一个半世纪里的急速膨胀、繁华和迷离、战火与离乱、日伪治下的“歹土”时期,以及之后的“红色岁月”。

  2015年,张济顺出版了学术著作——《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这是她近二十年来对上海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梳理,也是对自己儿时生活过的上海社会一次深入的探究和重现。

  在研究中,她把目光投向了类似自己父母、祖父、邻居这样一些支撑起这个大都市“面相”与筋骨的中上层精英与职员、生活在里弄的小市民们,以及苏北“下只脚”里的芸芸大众。

  在过往有关上海的历史书写中,这个庞大的群体尴尬地“缺席”了,仅仅是为革命领袖、党国政要、学术大师、文坛巨匠展开宏大叙事的一个模糊的背景色。

  我们的采访约在上海的西南角,一个近十来年兴起的城郊大型住宅区。直至2006年,张济顺才从生活了数十年的市中心老式里弄搬到这里。在她生命中留下印痕的里弄、学校、青少年宫旧址的地下,新建的地铁10号线呼啸而过。

  三伏天的大太阳下,在没有任何遮蔽的新区里,大马路明晃晃得刺眼。张济顺一身布衣布裤、平底便鞋,斜挎着一个青少年品牌的布书包,轻轻巧巧地走来,像极了一个朴素的女学生。只有一头夹杂银丝的短发提醒着我:女学生已年过花甲。

  4年前,她辞去所有党政职务,回归学术研究。之前约有十五六年里,她每日应对着千头万绪的校务、党务工作,零碎时间拿来看资料,看一点是一点。每年暑假的两个月,是她惟一拿得出整块时间钻图书馆、地方档案馆的奢侈——每天一开门就进去,掐到最后一刻起身,然后心满意足地抱着一堆复印材料和笔记离开。

  “人一喜欢就没有办法。我是真心喜欢啊,一有空就捡起来。”一聊起手头的研究课题,她的声线瞬间拉升,语速加快,满溢着一股年轻人才有的兴奋与干劲。

  于她,做学问是一个信念般强烈的追求。身为“老三届”,张济顺有着这一代人共同的命运遭际和生命韧性:17岁插队落户吉林农村,做过宣传队干事,当过汽车厂工人。“文革”结束后,29岁的她以单科最高分考入北师大历史系,那时她已生下女儿、做了母亲。毕业后,她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50岁“高龄”时,张济顺拿下了历史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她在哈佛访学的“间隔年”里偷闲完成的。

  她的学术使命是:尽力去还原、构建一个历史场景,让人们能够跳进一个活生生的情境里面,去感受、体会和理解当年的历史。

  采访中,她常常会拿老朋友、上海女导演彭小莲的小说、电影的人物、命运和抉择作类比。“其实,我觉得历史有时候跟文学的功能很像,使得人们能够跳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理解、去体会和感受。”她说,“历史本身面相丰富。我想,一个历史学者的任务,也许就是揭示历史的多元性,解释它的丰富性。至少,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进城后,如何分清敌我?

  人物周刊:你的论著里,研究了上海的底层劳动者、小市民。怎么理解“小市民”这一说法?

  张济顺:“小市民”这个概念和含义是模糊的,并不是非常清晰,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譬如大作家张爱玲,都自称是个小市民。所以,小市民的内涵,只能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去理解,注重它的历史语境,以及时代赋予的一些特性。

  里头也很复杂,有知识阶层、资产阶级、资本家家里的一些家庭妇女,也受过很好的教育,只因为家庭条件优越,就不去单位了。

  另外一个语境是革命语境,这往往是人们不太关注的。正好我的朋友彭小莲最近写了一本书《荒漠的女人》,写的就是常熟路口瑞华公寓里一群人物的起起伏伏。这是一群革命家庭的后代,他们就把上海摩登文化的主体视作小市民。

  还有一群文化人、高级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审美标准的。他们会认为,五六十年代上海放映的香港电影,是写下层小市民的喜怒哀乐,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会觉得,喜欢看这一类香港电影的就是小市民型的。

  所以,小市民更多是文化的趣味,或者说是都市文化最大的一个受众群。

  人物周刊:嗯。一说上海,一说到“小市民”,把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头脑里就有个形象了。

  张济顺:一说上海,一说小市民,大家头脑里都有一个“活灵活现”的形象。每个人都可以去定义,当然以贬义居多。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褒贬来区分。它就是一种怀旧的、集体记忆的承载者。

  人物周刊:中国共产党1949年进城后,面对上海庞杂的社会群体,有怎样的挑战?

  张济顺:深入到每一个具体的历史研究里,面对这么一大堆历史材料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一进上海,就碰到了很多在农村没有碰到过的问题。

  共产党如何改造旧上海?

  50年代,上海,资本家排队到国际贸易业的“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第一,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集合体;第二,它是一个人口密集的集合体;第三,它有着都市化的特性。这是任何都市都会有的。具体到上海来说,因为这里曾经是中国最大的都市,而且又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奇特的地位:它从来不是政治中心,但它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另外,经过几次大战乱后,很多人群、各种社会势力、帮派组织都聚集在这里。所以,上海始终处于一个人口高度密集、流动频繁的状态。

  要在这个地方分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最大的难题是——怎么从这里找出朋友。一些所谓的“依靠力量”并不可靠,脱离国家轨道、拉帮结伙违法乱纪者大多聚集在下层里弄,而和新政府合作并容易管控的,大多出自中上层地区。

  另外,特别是在19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要走一条新民主主义路线,当然不能把很多非无产阶级或者非劳动群众排除在外,无论是策略上的考虑,还是面对现实的选择。

  所以,从一个无序的上海要变成统一的、有序的上海,新政权必然要到基层社会寻找更多可以依靠的力量。于是,就划出了一条最低的底线——“革命”和“反革命”。

  人物周刊:“革命”和“反革命”?

  张济顺:对。一方面,它要把这笔巨大的底层社会资源转化成可以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从中清除“阶级敌人”,清除不合作者。

  人物周刊:“革命”和“反革命”,是根据和新政权合作与否的态度,是这样划分吗?

  张济顺: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反革命”,比如说一些跑到城里来的,过去在农村里有血债,特别是经过普选、人口普查被揪出来了,或者是邻里之间揭发了这个人是逃亡地主,过去在农村里有血债的,这样的人是新政权的敌人,当然是要被镇压的。

  还有一些“反革命”,是随着政治运动的发生而确定的,有些可能是一个事件或问题而被定为“反革命”。

  1950年代的上海“奇迹”

  人物周刊:你曾对日占时期对上海里弄的管控网络——“保甲制”有过深入研究。1950年代,居委会取代了过往的保甲制,它在哪些方面超越了过往?

  张济顺:保甲制本来是在乡村中传承的一个制度,它在大都市里复活主要是借助战时,因为战时对人口的供应以及安保,都要有一个巨大的网络去管控基层社会,但同时又要打着“自治”的旗号。当时,日伪的意图主要是想通过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连坐”,维持对上海这么一个非常庞杂的社会的掌控。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上海,把日伪这套基层管理体制统统给否定了。他们声称要建立一个社会自治的组织,提出很多设想,还开办了“自治人员训练班”,想训练基层的保长,让他们学习怎么管理基层,但都没有实现就结束了。等内战全面爆发,保甲制还是回到日伪时期的“联保连坐”,就是基层的政治恐怖当中去了,以及作为战时的供应体制。

  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把国民党原本“纸上谈兵”的、没有实现的一些目标在非常短时间内就实现了。

  人物周刊:主要体现在社会福利方面么?

  张济顺:对,福利方面。譬如进行了社会救济,修了很多自来水、装了很多路灯,这些都是平民区里非常需要、又非常缺乏的。过去,上海的下层平民每天早上要拿着水桶到一个给水站去接自来水。一到夏天,大家到给水站排队,打起来都有的。

  共产党如何改造旧上海?

  1950年,上海,购买公债的市民

  人物周刊:也包括对社会治安和风气的整治,取缔赌博、卖淫、吸毒这一类的旧社会现象?

  张济顺:对,烟、娼、赌一下子都被全面禁绝了,所谓的“红(海洛因)、黄(妓女、暗娼、阿飞等)、蓝(赌台)、白(白粉)、黑(大烟)”都没了。这确实是共产党创造的一个奇迹。冷战时期,不管西方学者对中国有多少批评和攻击,对中共改造上海社会这样一个奇迹,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表示非常惊讶。

  里弄干部的情怀

  人物周刊:在1950年代建立起来的居委会这个小小的基层组织里,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

  张济顺:作为国家和社会中间的一个组织,居委会不是完全意义上政府的一部分,又为政府所掌控。此外,还有居委会干部自身的所思所想和行为举动。居委会干部也是普通市民,本身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比如说实行油粮计划的时候,他们也要吃饭,也要买米,也会抢购,而且他们是先于别人得知消息、带头抢购的;每家申报余粮的时候,他们中也有人会多报。

  在这样的人群当中,比如说那些失业者,他一直想要有一份工作,所以也想借助居委会来达到就业的目的,从“非单位人”成为“单位人”。

  国家和居委会干部往往是在一个点上交叉,他们的目的虽然是不一样的,但在那个点上也会交叉起来。

  人物周刊:我曾采访过一个“老三届”的上海知青。他母亲当时是一名街道里弄干部,“文革”期间做“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就劝说他去黑龙江插队,给里弄做一个榜样。这些居委会干部一方面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另一方面在政府有号召、动员下来时,他也要带头去做?

  张济顺:当然了。在那个独特的大环境的熏陶和制约下,居委会干部会真诚地去做许多事,包括让自己的子女先去农村,带头“上山下乡”,这样的事情真不少。

  1958年大批家庭妇女走向居委会,组织里弄生产组、食堂、托儿组,他们非常有热诚地承担起很多的事情,尽管他们自己有很多苦恼,有很多人出来以后,家庭负担更重。但在那个时代,他们确实感觉到一种由衷的意愿来做这些居委会的工作,去动员别人。

  你说知识分子可以有情怀,难道我书里面这些里弄干部不能有情怀吗?也未见得。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的,或者比国民党最大的优势所在,就在于它有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

  “性别路线”

  人物周刊:1950年代建立起来的居委会,组成者主要是家庭妇女和部分失业人员,到今天居委会也是很多阿姨妈妈们为主。在总结中共1950年代重新组织社会的惊艳时,你曾将之总结为“性别路线”,如何理解这一点?

  张济顺:这个不是我的发明,这是王政老师在做居委会研究时提出的。我认为确实有“性别路线”一说,因为新政府在底层要动员那么多人员去监管这么复杂、多重的里弄工作,任凭谁也做不到。大家恐怕既没时间,也未必有这个兴趣。

  妇女就不一样了。第一,女人最容易被动员起来。第二,女人有一种不同于男人的认识。第三是她的“斤斤计较”,这使得邻里关系和居委会工作能够非常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她看到邻居家饭桌上的小菜,她就发现谁家的粮食报多了,或者谁在买黑市粮食吃。

  人物周刊:女性天生有一种对细节的敏感。

  张济顺:对,对于细节的把握和敏感,这是男人不具备的。特别是后来国家鼓励计划生育以后,谁谁怀孕了,这个都靠女性居委会干部监督出来的。

  譬如我采访的那些街道主任,他说那些居委会的老妈妈是很有工作优势的。上海因为房子很挤,有时候大家就在灶间里面放一张桌子,几家人都在上面拣菜,她跑上去,往那一坐,跟你坐在一起,拣拣菜,聊聊天,好多动员工作就做掉了。她们是很自然,男人坐上去不行。

  人物周刊:她们的角色也很特殊,因为她们本身就是里弄的一分子。

  张济顺:而且,里弄本来就是人们生活的最基本的场所,谁都要生活在里弄的。不过是我们有时候叫法不同。其实,上海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里弄,不过有的时候高级一点,你叫什么“花园”,但它也是有里弄的。

  上海里弄是人们衣食住行最基本的场所,是所有上海人都回避不掉的空间。比如像彭小莲书里面写的瑞华公寓,它是上海市委机关干部的一个公寓,4栋楼连成一体的,住的全是干部,很特殊的,叫上海的一个革命大院。但是,它也是属于常熟路居委会的,也是属于里弄的。而且,1958年的时候,一度把上海的居民委员会改成“里弄委员会”,叫“里委会”。

  人物周刊:这可能是最有上海特色的。我在想,里弄的居住空间本来就很狭小,人和人之间会很容易起摩擦和矛盾的。

  张济顺:对,太容易了,那个时候在上海,上海人家灶坯间有七八家的炉子摆着,你的酱油瓶稍微摆到人家一点点,两家人家就会吵起来、争起来。为空间的争夺不得了。所以,上海里弄里面的女人是很厉害的。

  人物周刊:在50年代的里弄“整顿”中,这种邻里之间摩擦引起的积怨也会造成彼此检举、揭发吗?

  张济顺:当然有了。一方面也是动员的结果,还有一种是惧怕的结果,他总觉得这个事情瞒不住,我还不如去揭发一下,没准还会求个宽大。按现在的一般逻辑,也是一种恐惧的结果。

  人物周刊:50年代的居委会起过很重要的制度推进作用,譬如协助国家建立起粮食计划供应体制。

  张济顺:粮食的计划供应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放开的,后来采取统购统销以后,城市里面粮食紧张起来了,也不能放开了。所以,后来一步一步走,开始的时候是采取“按户定量”供应的方式,再后来“按人定量”。以后开始记本,后来发展到发票的。

  “按户定量”像过去一样,有大口、小口,按户供应,每户有一个定量,而且是自报的,然后一个小组公议,最后小组长评出来了以后,往上交,一核对差不多。所以,这个小组长也是很重要的,居民委员会也是很重要的,一旦发现你报太多了,立刻会把你家的量降下来。

  人物周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居委会起着很重要的角色。

  张济顺:对。还有一个户籍制度的问题。到1958年上海户口收紧了,原来进进出出上海都蛮随便的。像我们知青插队出去了,户口都迁出了,回上海时报一个临时户口,可以发给你一点粮票、一点肉票。你可以用全国粮票换一点上海的地方粮票,或者上海地方粮票也可以换点全国粮票。

  共产党如何改造旧上海?

  1956年,上海,居委会会议

  所以,居委会还是有很大的权利的。因为太具体了,太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了,真的只有依靠里弄里的居委会干部采取东张西望的方式去看、去掌握实际情况,政府恰恰需要这样。

  上海滩的“香风毒雾”

  人物周刊: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全国胜利后,面对从革命到执政的任务。在上海,这一过程有什么特殊点吗?

  张济顺:当然了。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城市,从革命的目标来讲,最终是要夺取城市的,而且,上海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执政最大的象征就应该在这个地方。但是,问题在于上海同时又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摇篮。所以,上海在中共的整个政治版图上,地位一直是比较特别的。

  我在书中引用了一张“一大”会址的图片。你想,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是在这里。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共就是诞生在里弄里,而且是在上海最典型的石库门里弄,但却没有在这里成长。所以,它重新回来,夺取这个大城市以后,要站住脚,要想把革命时期的革命正当性转化为强大的执政基础,到底依靠谁?最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另外,毕竟上海的资产阶级相当强大,我刚才讲到的基底性的文化价值取向,这个很难去掉。所以到了1960年以后,特别是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上海就成了“香风毒雾”的负面形象。

  这个“香风毒雾”,早在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进城以后,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了。到底怎么来战胜这个“香风毒雾”,经过50年代以后仍然没有解决,上海仍然是一个香风毒雾最厉害的城市。所以才会重演解放军进上海的故事,就是《霓红灯下的哨兵》。

  人物周刊:红色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的诞生原来有这样一个前因后果。它是什么时候拍的?

  张济顺:1962年。后来还拍了一系列电影,《家庭问题》、《年青的一代》,都是讲怎么样来抵制上海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

  人物周刊:学者金大陆对“文革”时期的上海社会做过研究。他的研究显示,即使是在那样激越的革命话语底下,上海市民们、特别是青少年们还是沾带“香风毒雾”地生活着。像生活价值取向、审美情趣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被改造的。

  张济顺:对。我觉得,50年代倡导的“阶级路线”只是一种理念而已,是中共向基层传达的理论。这样的理念会对整个政治生活产生影响,比如那些本来很穷苦的人,他会有翻身的感觉。还有另外一群人,资本家,会有一种压抑或屈辱的感觉。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又不是跟着这种感觉走的,因为有活生生的生活价值存在着。比如在上海,整个城市有一种摩登文化、现代气息,资产阶级处于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即使是在50年代也没有真正从基础上撼动这一点。

  在50年代早期,资本家照样可以不参加里弄活动,就是打发保姆去参加一下。而且,当时中上层里弄的这些家庭还是人们所仰慕的,他们出来的穿着打扮都是上海的时尚。尽管,那时候“人民装”也很时髦,但他们用一点点小的心思,就使得他们穿的“人民装”不一样。

  所以,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才会有那么多人去追逐香港电影,有那么多人怀旧。上海人始终保持着对都市摩登生活的一种向往,甚至是一种追求。

  人物周刊:甚至是有一种坚持。

  张济顺:有一种坚持,也有一种追求,它通过一些细节,通过一些柔软的文化韧性,通过一种管道来表达。所以,我觉得划分阶级以后对社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实际过程中,存在着一股基础性的社会潜流,它始终在跟这种作用对撞和较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