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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前后毛泽东在上海

2016-05-06 来源:联合时报 作者:朱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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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半淞园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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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沪写给黎锦熙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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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陈独秀寓所(即《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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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毛泽东在博文女校的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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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茂名北路120弄甲秀里毛泽东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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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3月15日,首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欢送会合影(后排右一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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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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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会议期间曾经住过的博文女校旧址

  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毛泽东曾多次来到上海,以非凡睿智和坚强毅力开展革命工作。在这位伟人诞辰120周年之际,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专程探访相关旧址、遗址,从中追寻他的光辉足迹……

  为赴法勤工俭学人员送行

  五四时期,赴法勤工俭学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热潮。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大批有志青年毅然漂洋过海远赴异邦,努力探寻振兴中华之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毛泽东积极推动赴法勤工俭学,据唐铎的《回忆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说:“1918年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志,在湖南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新民学会专门讨论了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正是‘向外发展’的一个好机会。从此,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便着手积极组织,进行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1919年春,中国首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将从上海启程。3月14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申城。3月15日,《申报》登出此次赴法勤工俭学的89位学生名单,其中有43位是湘籍青年。当天,毛泽东参加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遗址位于今大光明电影院附近)举行的欢送会,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3月17日,他和吴玉章等前往杨树浦码头,与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话别。

  3月29日,毛泽东在沪参加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共26人)的欢送会,以及随后的码头送行。3月31日,《申报》报道:“勤工俭学会第二批留法学生前日(二十九日)法总领事及寰球中国学生会情形已志本报。昨日上午十一时,寰球中国学生会又邀该生等在静安寺路51号复开一茶话会……该船定于今晨八时启碇云。”

  12月中旬,毛泽东又从武汉绕道上海,为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和蔡母(葛健豪)等送行,并借宿于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其间,他同大家讨论了湖南局势和改造社会的问题。由于蔡和森等的启程时间因故延迟,毛泽东有要事需处理不能久待,便提前与他们话别,离开申城前往北京。12月26日,上海《时报》报道:“昨日(二十五日)法国邮船公司‘央脱来蓬’船,于下午一时在杨树浦黄浦码头起碇。乘斯船出发之留法勤工俭学生有三十余人,均乘四等舱位(舱在船头下层),内有湖南女生蔡葛健豪、蔡畅、向警予、李志新、熊季光、肖淑良六人,系乘三等舱位。”

  当年,毛泽东不顾劳累,在沪多次勉励和送别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使之信心倍增。

  为驱张运动奔忙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报在湖南创刊,他很快在该报发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号召全国的民众联合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1919年8月13日,上海《时事新报》摘登这篇重要文章;在沪出版的影响极大的《新教育》第二卷第五期,则介绍了它的主要内容。

  那时,由于军阀张敬尧在湖南实施残暴统治,毛泽东等秘密开展驱张准备。接受毛泽东的委托,彭璜于同年夏、秋间抵沪,尽力扩大驱张宣传;翌年2月1日,傅熊湘、彭璜等编辑的《天问》周刊在申城问世,为16开铅印,辟有湘事述闻、国内述评、国际新闻、时事杂评等栏目,该刊继承《湘江评论》的传统,呼吁各界支持驱张运动,至7月11日共发行了二十四期。

  1920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已成功可望;5月5日,他率驱张请愿团从北京来到上海。毛泽东住在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南里29号即安南路214号(今安义路63号),这是坐南朝北的砖木结构房屋,底层前半部是客堂,后半部右侧为灶间,楼上的卧室有一排临街的长窗。有三位新民学会会员同住,由于经济拮据,大家轮流做饭,常艰苦地吃蚕豆煮米饭。毛泽东曾在此写信给北京的黎锦熙,称“同住连我四人”,表示想在沪“看新出的报纸、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

  5月8日,在毛泽东主持下,萧三、彭璜、李思安等12位新民学会会员相聚于南市半淞园(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被日军炮火炸毁,遗址现已融入浦西世博园),以游园形式举行会议,欢送6位将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讨论新民学会工作。同年冬刊印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记载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大家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应把“潜在务实,不务虚劳,不出风头”作为“学会态度”,并“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其中还提到:“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讨论会延至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毛泽东曾赴设于霞飞路277E号(今淮海中路523号,原建筑已拆除)的《天问》周刊社,会晤旅沪的湘籍人士,共同商量改造湖南等事宜;而且,在《天问》周刊第十六期、第二十三期发表了他执笔的函电体宣言、论说文等。6月9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谴责张敬尧“欺人太甚”,表明“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6月11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指出“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6月18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阐明“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6月23日,复函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提出改造湖南的主张,“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6月28日,此信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为题发表于上海《民国日报》、《申报》。

  陈独秀此时也在上海,正与李达、李汉俊等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曾前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即《新青年》编辑部),讲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同时,听他谈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理论,与他一起谈论马列书籍和政治信仰。后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称,这“是一生中最关键时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其间,毛泽东还曾在沪积极筹款,据章含之的《我与父亲章士钊》说:“1963年初,毛泽东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他告诉我,1920年,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他。”

  7月上旬,由于军阀张敬尧已退出湖南,在申城奔忙两月余的毛泽东返湘,着手筹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为建党作出重要贡献

  1921年6月,毛泽东在长沙接到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通知。他马上约何叔衡一起启程,于6月29日晚乘船经武汉转赴申城,为了确保安全两人都对行踪严加保密。所以,那时与何叔衡共事于《湖南通俗日报》馆的谢觉哉,在6月29日的日记中写着:“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按即毛泽东),赴全国OOOOO之招。”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也曾回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怕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毛泽东、何叔衡在7月上旬抵达上海,因离会期还有一段时间,便先赴南京、杭州访友和游览。7月中旬,同其他与会代表一起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借宿于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博文女校校舍系三楼三底的石库门房屋,内外两进,楼上厢房前间曾是毛泽东、何叔衡的卧室。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曾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间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经验和体会;25日至26日休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讨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由于突然出现密探,大家迅速分散离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在会上,毛泽东报告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由于“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给与会者的印象深刻;讨论时,他和一些代表主张“我们的劳动运动总方针应该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组织起来”。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曾回忆:“会议期间毛泽东兼任记录”;包惠僧曾回忆:“我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刘仁静曾回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第一次国共合作辛劳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随即,毛泽东抵达上海,在设于闸北香山路(今临山路)、公兴路口三曾里(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的中央局机关主持日常工作。

  三曾里距离上海北火车站不远,弄内仅有三个门牌,其中3号为中央局机关驻所,系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那时,住在中央局机关的干部、家属等有多人,其中包括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在近3个月中,毛泽东以“关捐行”(代客户填外文表格到海关报税)职业为掩护,常熬夜起草文件,并曾代表中央局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会议,还为《向导》周刊撰写了《北京政变与商人》、《“省宪经”与赵恒惕》、《英国人与梁如浩》、《纸烟税》等文章。9月10日,毛泽东接受中共中央派遣返湘开展工作。

  1924年2月中旬,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毛泽东由中共中央委派到设于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的党务),担任文书科代理主任兼组织部秘书。6月上旬,杨开慧偕母亲向振熙和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也来申城,他们很快从三曾里迁居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今茂名北路120弄7号),此系两层石库门房屋;毛泽东一家住在楼下厢房,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在楼上厢房。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负责过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黄埔军校在沪招生考试、平民教育指导等,并参与筹备上海各界追悼列宁大会、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还同国民党右派开展斗争。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秘书并负责组织工作。杨开慧不仅尽力料理家务、照顾丈夫,还协助整理文件、誊抄文稿等;也与向警予一起投身妇女运动,每周抽空去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工人夜校讲课。

  毛泽东因身兼数职,夜以继日地工作,至年底因积劳成疾,经组织批准携妻儿一起返湘养病,并开始了领导工农运动的新征程……

  (作者系市政协委员、中福会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