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风庆”轮事件的斗争者
党的十大开过之后，国内局面稍稍稳定，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问题开始提上党中央的工作日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1973年9月12日，主 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人大的筹备工作。随着周恩来的病情加重，江青一伙自认为有机可乘，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然而，邓小平的东山再起，打乱了江青等人 企图“组阁”的部署，由此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把邓小平作为他们“组阁”的巨大障碍，必欲早日除掉而后快。
1974年6月1 日，周恩来住院治疗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有恃无恐，经常私下串联，在政治局一哄而起向邓小平发难。江青他们不正常的宗派活动，引起了毛泽东 的注意。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 个工厂不要了吧。”“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毛泽东 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3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这是毛泽东首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青搞“上海帮”， 即“四人帮”的问题。这番讲话，对于邓小平、对于政治局的多数同志是一个鼓舞，增加了他们抵制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信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自党的九大后 进入政治局，已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有着历史渊源:自1964年江青发动“京剧革命”，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在上海曲意逢迎这位来自北京的 “女客人”，为她在上海抓“样板戏”，从此，江与张有了密切来往。1965年，江青为了寻找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经张春桥介绍，结识了当时任上海 《解放日报》编委、文艺组组长的姚文元，从此，江、张、姚结成一伙。
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与张春桥结下“火线友谊”，成为张春桥手下一员猛将。王洪文原是上棉十七厂的一名保全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带头“造反”，成为上海“工总司”的总司令。
1967年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1972年9月，王洪文由上海调中央工作。1973年8月十大召开，王洪 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十大以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结 成了“四人帮”。在这个“帮”中，论职务，王洪文最高；论资历，王洪文最浅；论年纪，王洪文最小。江青是这个“帮”的领袖。她仗着“第一夫人”的得天独厚 的优势，野心勃勃，不可一世。张春桥是这个“帮”的“军师”。姚文元是这个“帮”的“笔杆子”。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对于 毛泽东的批评阳奉阴违。随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会期的日益迫近，他们继续加紧活动，密谋把上海作为其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主要基地，进行 “组阁”阴谋活动。党的十大以后，张春桥立即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布置:上海要多培养些新干部，派到中央各部，要他们“闹个天翻地覆”。王洪文也布 置:上海要多培养点人，准备调中央各部。王秀珍、金祖敏根据张、王的“指示”，于1973年9月29日召开市委组织组核心组会议，确定了第一批7名输送到 中央各部当“部长”的名单，之后，又专门举办“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对选拔对象进行集中培训。
1974年3月，张春桥、王洪文、姚 文元又在北京对王秀珍布置:上海要抓紧培养干部，要抓要害部门，要尽快物色20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 部、邮电部、卫生部、中组部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4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组提出了第二批88名中央部长备选名单及单项材料。此后，又根据王洪 文“指示”中央各部都要“掺沙子”，上海不仅要有部长人选，而且还要有“司局级”备选名单。8月19日，又确定了18名正、副“部长”，12名“司局长” 的名单及单项材料，并报送王洪文、张春桥。
在1974年9，10月间，为夺取最高权力，江青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进行了密谋策划。 他们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他们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 人大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他们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20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 部、六机部、人民日报社、全总、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他们还在上海物色培养了“工人大使”、外事干部110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 权。
1974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 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洪文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宣布“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 第一副总理，打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如意算盘。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江青等人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 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找到的借以发难的题目，是所谓的“风庆”轮事件。为尽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 来提出了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方针，1970年，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 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1973年底，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轮建成，经轻载试验， 柴油机主机一号汽缸磨损8丝，接船单位交通部远洋局认为磨损过大，同设计要求有差距，为安全起见，提出“风庆”轮先跑近洋运输，为此，上海曾同交通部发生 争执。其间，市革委会工交组在姚文元、马天水支持下，污蔑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公司是“崇洋公司”，并于1974年3月22日召开批判“崇洋媚外”大会，点名 批判交通部，影射攻击中央领导人。
同年5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风庆”轮在更换部分部件后首次由上海远航罗马尼亚。交通部为保证“风 庆”轮远航，特意安排另一条远洋轮伴随“风庆”轮，并派专人到船上协助工作。7月下旬，“风庆”轮尚未归航，张春桥就在北京对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 布置“要继续批洋奴哲学，这次‘风庆'轮出去即使沉了，也是胜利，回来后要好好写一点东西。”姚文元也布置，要借“风庆”轮问题做文章。9月30日，“风 庆”轮远航返回，上海组织了盛大欢迎仪式，(《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 历史”，影射交通部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要“彻底批判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仅10月份，上海两报就发表 近20万字的文章和报道。
《红旗》杂志还发表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风庆”轮党支部名义写的《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里》一文，并在编者按中 说“风庆”轮远航“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上海还组织10余万人上船参 观，扩大影响。
上海还根据“四人帮”的“指示”，发起了对交通部派遣到“风庆”轮上协助远洋工作的李国堂和顾文广的围攻。李、顾两人因 拒绝在造船问题上批判国务院、交通部的所谓“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被整理了近万字的诬告材料。“风庆”轮返航后，根据王洪文的“指示”，李、顾被无 理扣留在上海，遭到批斗围攻，并提出要揪后台，规定“不批透不准回北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
10 月13日，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关于“风庆”轮事件的报告，报道中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进行了批判。寻机发难的江 青如获至宝，以为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她在材料上写道“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接着，又无中生有地写道“有少数崇 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随后，又以不可一世的口吻讲“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江青的用意有二: 一是首先表态，给“风庆”轮事件定性;二是要试探周恩来、邓小平对这件事如何表态。
对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紧随江青其后表态，异 口同声地讲这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和交通部以此事为典型，进行所谓的“路线教育”。与此相反，邓小平看到这份材料后，仅在上面画了个圈，表示已经看 过，周恩来在江青派专人送的传阅件上的批示也只有“己阅”两个字。两种态度，泾渭分明。
不难想象，江青对周、邓的“无动于衷”是怎样恼 怒了。在10月17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首先在发言中把“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和“卖国”，逼着与 会政治局成员当场对此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随后，江青首先站起来向邓小平质问“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 场?你要表明态度!”
对于这一突然袭击，邓小平从容地回答:我已经圈阅了。并表示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江青见邓小平胆敢这样对抗，便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
面对江青的骄横无理，邓小平忍了又忍。以往遇到这类情形时，他都沉默不语。这倒不是因为邓小平惧怕她，而主要是从维护团结等诸种因素考虑的。这一次，他 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邓小平双目逼视着对方，面容冷峻，一字一句地说道: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邓小平继续说，这样 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江青对邓小平的义正词严颇感意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没有谁敢以这种口吻对她讲话。而这次，在全体政治局成员面前，邓小平竟然这样顶她，使她不禁怔了一下，接着，她便大叫大闹起来。
看见江青如此态度，邓小平站了起来，严肃而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说完，邓小平即离席走出了会场。这时，旁边静观事态的张春桥阴沉着面孔，目送着邓小平离去的背影狠狠地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邓小平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
江青等人并不罢休。会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连夜紧急策划，决定恶人先告状。第二天，王洪文背着其他政治局成员，紧急飞往长沙毛泽东处，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粉碎“四人帮”后，王洪文交代，他的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与此同时，在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己洞悉了江青等人的阴谋。他向来人讲“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
10月20日，毛泽东在民沙又听到江青等人小题大做、胡作非为的情况汇报，感到十分恼火，他说“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件小事，先念同志已在解决，江青这么 搞很不对头嘛!他要人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又提出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图片说明：1974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邓小平时，当面赞赏他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抵制江青的做法。他高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 赞成你。她强加于人嘛，我也是不高兴的!别人也不高兴。邓小平接着毛泽东的话题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 治局生活不正常。”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好。”
针对江青等人要把他们选定的所谓“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邓小平认为不能让步。邓小平受毛泽东嘱托，主持起草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12月23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及王洪文就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谈话时，明确表示: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比王洪文强。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提议。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二中全会，选 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12名副总理中名列第一。至此， 邓小平在中央领导层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
江青等人企图利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机会，由他们组阁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而由于周恩 来和邓小平的坚持和努力，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75年1月，有许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回到了重要的工作岗位。突出的如叶剑英担任了国防 部长，余秋里担任了计委主任，谷牧担任了基建委主任，周荣鑫任教育部长，万里任铁道部伏，张劲夫任财政部长，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还同邓小平一起担任 了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共同协助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不仅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而且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积 蓄了干部力茧，作好了组织准备。后来，正是他们这样一批在“文革”中历尽磨难、坚持抗争的领导干部，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全面地总结历史，开辟了改革开 放的新时代。
